我們倒著走向未來

按照布萊恩·阿瑟在《技術的本質》一書中的說法，新技術并不是無中生有地被“發明”出來的，我們所看到的技術，都是從先前已有的技術中被創造（被建構、被聚合、被集成）出來的。換言之，技術是由其他的技術構成的。那么，如何區分新舊技術呢？人們常常借助一種方法，即通過描述新技術所沒有的東西，來將新技術與舊技術予以比較。

這固然增進了人們對新技術的認知，然而，它也存在一個巨大的問題：人們對未來的預測總是受限于現實，只會想象已有之物的一個更復雜和更先進的版本。

想想“無馬的馬車”（horseless carriage），這個在汽車剛剛被發明出來時的說法。與先前技術的關聯，不僅是命名上的，也是視覺上的。汽車的早期設計顯然保留了馬車的大部分外觀。第一代汽車工程師將乘客安置在車輛的前部——就像馬車一樣。但這種設計意味著幾乎每次車禍都是致命的。直到后來的設計師放棄了無馬的馬車的隱喻，將駕駛員和乘客安置于發動機后面而不是前部，才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安全問題。

這個故事說明，我們不僅傾向于將新發明建立在舊的基礎上，而且還試圖從我們已經知道的方面解釋新發明。仿佛被遮罩遮住了雙眼的馬一樣，汽車的發明者無法預知汽車將給人們的工作和生活帶來的巨變，包括我們如何建造和使用城市，或者如何獲得新的商業模式和創造新的衍生業務。打個比方，你很難在有馬和馬車的日子里想象汽車的無故障保險。正如麥克盧漢所說，“我們透過后視鏡來觀察目前，我們倒著走向未來”。

由此，研究技術需要倒著放映過去的技術爆炸，才能看清這些技術對社會經驗和社會組織的影響的漫長的歷史過程，一如藝術家需要從尾到頭倒著構想藝術品一樣。只有倒著播放，我們才能在熟悉中發現陌生，在新中體驗舊，并因之受到震撼。

數字化之后是什么？

經過多年技術的鍛造，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數字化社會，或者說一種數字化生存。1999年，為了在中國推廣互聯網，曾經有一個非常轟動的“72小時網絡生存測試”，在北京、上海、廣州尋找志愿者，把他們關在賓館的房間里，看他們能否僅僅通過互聯網而生存。那時，沒有淘寶、沒有支付寶、沒有快遞小哥，很多志愿者因為受不了忍饑挨餓，不得不中途退出。2016年，為了向當年致敬，上海做了一個“72小時無網絡生存測試”，志愿者在結束后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簡直是度日如年。”

這個例子非常生動地說明，互聯網顛覆了我們的生存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網絡已成為我們日常交往和交易的首選媒介。在幾乎所有工作中，我們都離不開互聯網，無論是訂外賣，買東西，遠程工作，與朋友共享時光，還是通過即時通信發送圖片。今天，單擊一兩下就足以閱讀本地報紙，和獲取來自世界任何地方的最新新聞，并可以隨時更新。而消費媒介的行為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全新形式——社交數據層，講述了我們喜歡什么，觀看什么，關注誰和關注什么，以及在這樣做時的位置。

互聯網本身也經歷了巨大變化。從歷史來看，在早期，它是一個靜態網絡，旨在在兩個終端之間傳送少量字節或短消息。那時的互聯網是一個信息庫，僅由專業編碼人員發布和維護內容。然而，在今天，海量信息經由此電子巨獸上載和下載，內容完全是用戶自己的，因為現在人人都是評論員、發行者和創作者。

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互聯網從大學和研究中心的獨享特權擴展為涵蓋世界各地的公共實體、機構和私營企業乃至私人用戶的強大技術-社會組合。它不再是國家控制的項目，而是世界上最大的計算機網絡，包括數以萬計的子網、數以百萬計的系統和數以億計的用戶。

網絡成為信息的不竭來源。更重要的是，它使用戶能夠從以前的被動角色轉變為主動角色，不再僅僅是傳統媒體的接收者，而是可以自我選擇接收什么信息、如何接收信息以及何時接收信息。信息接收者甚至可以決定自己是否要保持知情。

與此同時，互聯網不再僅僅關注信息交換：它成為一種復雜的多學科工具，使人們能夠創建內容、彼此交流甚至逃避現實。我們可以在幾秒鐘內將數據從世界的一端發送到另一端，進行各種商品和服務的買賣，生活在平行的“游戲世界”中，并使用圖片、視頻、聲音和文本來分享我們的真實生活與真實身份。個人故事到處公開；所有本地問題都可能成為全球性問題。

互聯網是創新的溫床。它在幾乎所有的努力領域都帶來了突破，包括創造新的商品、服務和思想，促進社會發展以及增進人們的福祉。互聯網也使文化越來越靠近更多的人，使其可以更容易、更快捷地被訪問。它也促進了藝術新表現形式的興起和知識的傳播。

數字化已經在整個社會中引發了根本性的變化，人類從工業時代邁向網絡時代。在我們的世界中，全球信息網絡是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使我們擺脫了地域的束縛，得以聚集在基于興趣、認同和主題的社區中，而這些社區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地方。它改變了政府、商業、金融、娛樂、教育、醫療保健、交通等領域，甚至改變了我們與親人互動的方式，成為21世紀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

伴隨著這一切跨越，“數字”概念本身漸漸失去了意義。數字化一度是未來的同義語，意味著尖端、速度、高科技。但到了今天，數字技術幾乎適用于所有事物：我們聆聽的音樂，我們觀看的節目，我們進行的購買，我們分享的社交媒體，我們賴以生活的應用程序，我們工作中不可須臾或離的軟件，等等。

在所有事物都被數字化的時代，“數字化”到底意味著什么呢？對于某些身處前沿的人，它意味著量子計算和AI驅動的創新；而對于很多普通人，它僅僅相當于使我們的工作和生活更加高效和產生更緊密聯系的工具。在許多方面，數字化不過是日常作業，因為所有數字技術都已然被無縫地集成到我們的生存之中。所以，必須提出的問題是，數字化之后，下一步是什么？

舊制度與數字大革命

表面上看，數字化社會已經失去了讓人興奮的魔力。今天，人們充滿激情談論的新話題是大數據、物聯網、新能源、人工智能、生命科學、太空探索等。計算機和移動設備都越來越索然無味，因為它們將逐漸消失在其他物體中：自清潔襯衫、無人駕駛汽車、服務機器人、智能門把手，乃至吞下一粒就能掌握英語的藥丸。用尼古拉·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的話說，我們將住在電腦里，把它們穿在身上，甚至以它們為食。“An Apple a day will keep the doctor away.”—一天一顆“蘋果”（計算機），醫生遠離你。

這樣看來，數字化革命已經結束了。所以尼葛洛龐帝應筆者之邀，為《數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20周年中文紀念版所寫的序的題目就叫作Been Digital（《數字化之后》）。然而，數字化在生產者和消費者、政府和公民、大眾傳媒和接受者之間造成權力轉移的深刻進程仍在持續，遠未達到新的平衡態。在這個意義上，數字化革命也可以說遠未到結束時分，或者說，“been digital”（數字化之后）的問題，比“being digital”（數字化之中）的問題要嚴重得多。

這正是今日數字生活的核心困境之所在：關心數字商業的人數不勝數，但是關心數字社會基本問題的人少而又少。我們需要解決的數字社會基本問題復雜而棘手，比如個人隱私與社會公開性的沖突，安全與自由的沖突，商業與社區的沖突，政府監控與個人自治的沖突，繁榮創意與保護知識產權的沖突，日益包羅萬象的網絡平臺與亟待伸張的用戶權利的沖突等，不一而足。

上述的種種沖突，我統稱之為“舊制度與數字大革命”的沖突，其產生的原因在于，互聯網終于由工具的層面、實踐的層面，抵達了社會安排或曰制度形式的層面。互聯網與文明的關系已經變得難分難解。在這種情況下討論互聯網，最重要的是回到原點，思考一個核心的問題：什么是互聯網？

這是一個聽上去簡單但回答起來很復雜，似乎被回答過但從未獲得真正回答的問題。回答該問題的路徑有兩條：第一，把互聯網予以概念化（conceptualizing internet）；第二，想象互聯網（imagining the internet）。到底什么是互聯網？我們該如何理解日常世界中這個無處不在和熟稔無比的特征？互聯網能夠做什么？在它所能做的事情當中，哪些是嶄新的，又引發了什么新的倫理、社會和政治能力？它使得什么東西過時了成為問題，甚至變得不可能？隨著我們周圍的世界不斷重組，我們稱之為互聯網的那個技術-社會組合對于許多我們熟悉的假設以及想象都提出了關鍵挑戰。

如何看待這些挑戰？第一個視角是從已知的有關互聯網的一切出發；第二個視角是從我們合理地期望看到它在近期乃至更遠的未來會變成的樣子出發。為此，我們既需要新的價值論（倫理學與政治哲學），也需要新的認識論（關于知識和科學的理論）。

不可避免地，我們的推理和想象一定會達到一個層面：在充分聯網的環境下，究竟什么東西能夠構成人的定義？什么叫作人？什么叫作人性？這其實是互聯網文明的可能性問題，最終的含義是人的可能性問題——在不久的未來，我們或將到達“后人類狀態”。

前路崎嶇，對數字化的重新思考才剛剛開始。我們尚不能充分構想這樣一個嶄新的世界：我們的認同感和社區感真正共存于真實和虛擬領域。爬過山的人都知道，爬升越高，空氣越稀薄，但我們還沒有真正體驗到缺氧的滋味，因為我們尚未攀爬到數字世界的高峰——甚至還沒有來到山腳下的數字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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